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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驾案件审理中的法律问题

【副标题】 对沈阳市审结的3155起醉驾案件的实证分析 【作者】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作者单位】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分类】 刑法分则
【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页码】 57
【全文】 【法宝引证码】 CLI.A.1235770

自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沈阳市两级法院审理了一大批醉酒驾驶机动车构成危险驾驶罪的刑事案件,充分发挥司法审判的教育、预防和惩戒功能,有力地维护了沈城道路交通及人民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关于案件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的问题逐渐显现,影响了案件审判的质量和效果。为此,沈阳中院专门组成课题组,及时了解、跟踪各区(县)司法机关在侦查、起诉、审判、执行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深入分析问题成因,并通过多种渠道就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等方面争议较大的问题与公安、检查机关沟通协作,加强办案人员司法能力培养,力求在辖区范围内统一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标准尺度,为规范办理醉驾案件提供可行的思路和办法。
一、沈阳市审理醉驾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案件数量逐年大幅上升,醉驾已经成为主要犯罪类型
自2012年1月1日至2017年6月30日,沈阳所辖14个基层法院共审结醉驾案件3155起。案件数量从2012年的222件上升到2016年的1144件,每年以平均52%的速度高速增长,5年翻了5倍多,醉驾案件在不少基层法院已成为数量最多的犯罪类型。2016年度,醉驾案件占全市法院审结的一审案件的
12%,已经成为主要的犯罪类型。
(二)地区及群体性差异明显
从五年审结案件的绝对数量来看,所辖三个县级法院所办醉驾案件共计1196件,占全市14个基层法院同类案件的近五分之二。究其原因,主要是县级法院下辖广大农村地区,醉酒驾驶人员中,农民、无业人员占三分之二以上。这部分人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守法意识相对淡薄,对醉驾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认识不足,醉驾入刑的规制作用不够理想。同时,农村地区也是摩托车保有量最大的地区,醉驾摩托车(含两轮摩托、三轮摩托、轻便摩托)的案件占比达50%以上,远高于沈阳市内五区。
(三)缓刑免刑比例较小且不均衡
统计显示,2012年—2014年,全市法院醉驾适用缓刑、免刑的比率极低,其中2012年为零,2013年为1.06%,2014年为1.8%。随着政策的松动和司法理念的更新,近两年全市缓免刑的适用比率有所提高,2015年为10.5%,2016年为21%,但在各地区之间呈现出极不均衡的局面。2016年,部分城区法院缓免适用比率达到50%左右,而其他大部分法院缓刑适用比率在10%以下,甚至还有几家法院一件缓刑也没判过,低于全部刑事案件平均29%的非监禁刑比例,更远低于交通肇事罪近五年平均65.8%的缓刑率。
(四)血液酒精含量相对集中
3155名醉驾者当中,血液酒精含量(单位mg/100ml,下同)在80-120的人数为1451人,占比46%;血液酒精含量在120之上不满200的人数为1231人,占比39%,其中120-160之间的人数为789人,占比25%;血液酒精含量在200以上的人数为473人,占比15%。由此可见,有将近一半的醉驾者酒精含量在120以下,而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0的人也占少数。如果没有其他从重情节,根据罪刑相适应原则,可以考虑将血液酒精含量120作为免刑的上限,把160或者200作为缓刑的上限。近两年,部分城区法院就已试行将适用缓刑的血液酒精含量设定在160以下,从各方面的反馈来看,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社会效果都比较好。
二、醉驾案件办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主要解决方法
调查发现,醉驾案件处理中还存在量刑不够均衡,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存在较大争议,羁押、执行程序不够顺畅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沈阳法院经过充分的调研论证,并借鉴兄弟单位的先进做法,采取了针对性措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一)统一裁判标准尺度,促进量刑趋于均衡
调查发现,醉驾案件量刑不均的问题普遍存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实体刑与缓刑、免刑比例不够均衡。5年来,全市法院只有12人被判处免刑,免刑率仅为0.38%,有340人被判处缓刑,缓刑率仅为11%,没有宣告无罪的情形。而近5年沈阳市其他类型案件平均缓刑率为29%,是醉驾案件的2.6倍,与醉驾比较接近的交通肇事罪的缓刑率为65.8%,是醉驾案件的近6倍。其二,不同区(县)法院之间量刑不够均衡。如前所述,在醉驾入刑之初的2012-2014年,全市法院的缓免率几乎为零。而在2015年之后,市区法院与县法院之间缓免率差距急剧增大。其三,醉驾汽车与摩托车量刑不够均衡。汽车与摩托车同属机动车,但一个是“铁包肉”,一个是“肉包铁”,二者在外廓尺寸、空车质量、最高时速等方面相差甚大,醉驾危害不可同日而语,刑期理应有所差异,但从统计数据来看,实践中对二者的量刑尺度基本一致。其四,主刑与附加刑之间不够均衡。有的案件主刑轻却并处大额罚金,有的主刑重而并处少量罚金,主刑与附加刑不相适应、轻重倒挂的现象比较突出。另外,由于目前尚没有法规对醉驾案件罚金的幅度进行明确,实践中不同法院自由裁量时出现较大差异,金额从1000元到2万元不等。
进一步调查发现,出现上述量刑不均的原因是司法机关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理解贯彻有失偏颇。贯彻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要求根据犯罪的具体情况实行区别对待,做到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其作为一项基本的刑事政策,也应统一适用于醉驾案件当中。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很多司法机关多注重“严”的一面,强调查处和打击,却忽视了“宽”的一面,该从轻的不敢从轻,该免予处罚的不敢免刑,该出罪的不敢出罪,该判缓的不敢判缓。而其深层原因则是“唯酒精论”和迷信严打效果的思想在作祟,认为只要血液酒精含量达到醉驾规定的标准就应当一律入罪,一律判处实体刑就能快速遏制醉驾行为,而完全忽视刑法总则关于出罪、免刑、缓刑的规定,不对行为的社会危害进行实质判断,过于机械地执行法律。而且从实际效果来看,一味严惩对遏制醉驾案件数量增长的作用并不明显。
为解决上述量刑不均的问题,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和公信,沈阳法院注重对相关刑法理论、指导案例的学习研究,加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解和贯彻,并利用《法官论坛》《案例参阅》及法院网络等自有平台,在市级层面编辑下发指导案例,并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片区会议,重点明确适用缓刑、免刑及可以作出无罪处理的案件在醉酒程度、所驾车辆类型、具体损害等量刑情节方面的具体标准,为办案人员提供了具体遵循。为确保相关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沈阳市部分基层法院近年来开展试点,借鉴浙江、上海等地好的做法,坚持情节加酒精含量两大标准并重,综合考虑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车辆行驶道路、行车速度、是否造成实际损害、损害程度以及认罪悔罪等情况准确定罪量刑,争取基本做到同案同判。具体而言,在没有其他从重情节的情况下,将血液酒精含量100作为免刑的上限,将200作为缓刑的上限。同时,对醉驾摩托车和汽车在量刑时区别对待,将前者刑期确定为后者的二分之一左右。在判处罚金刑时,要求与主刑相适应,按判处拘役一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计算,以此累加,同时充分考虑被告人的家庭、经济等情况确定罚金数额,避免出现主刑轻、罚金重的倒挂现象。上述做法实行以来,从各方面反馈情况来看,案件处理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较好,下一步将考虑在全市范围内推开。
(二)廓清模糊地带,着力解决在事实认定与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问题
司法实践中,在事实认定及法律适用方面,经常遇到一些疑难问题,而这些疑难问题又涉及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认定,也经常成为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
一是超标电动车能否认定为机动车。电动自行车因其方便快捷,已成为人们常用的交通工具之一。审判实践中对于电力驱动,且设计时速、空车质量、外形尺寸超出国家关于电动自行车标准(时速20公里/小时以下,整车质量40千克以下),接近或者达到机动车标准的超标电动自行车是否属于机动车争议较大。一种观点认为,醉酒驾驶超标电动车,其危害与醉驾普通摩托车没有本质区别,且保有量大、危害严重,进行严厉打击似乎并不为过。此类案件在北京、上海、吉林等多地均有一些定罪处罚的判例,而且在证据方面公安机关大多提供了司法鉴定机构出具的将此类车型认定为机动车的鉴定意见。另一种观点认为,对于超标电动车是否属于机动车,国家行政法规尚无明文规定,而且国家也没有将电动自行车按照机动车进行管理,电动自行车享受不到机动车的路权、交强险等待遇,故司法鉴定有越权之嫌,能否作为定案依据尚有疑问。另外,由于危险驾驶罪是行政犯,与故意杀人、抢劫等自然犯不同,对行为人违法性认识的要求更高,在此情况下,要求普通公众都认识到超标电动车属于机动车,既不现实,也不妥当,甚至强人所难。因此,本着刑法的谦抑性,从理论上说不应将醉驾超标电动车纳入到打击范围,不然就违背刑法罪刑法定和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面对上述分歧,课题组调研发现,北京、上海、吉林等地都有一些将醉驾电动车认定为犯罪的先例,但一般都是在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后被查处的。对此类案件一律不判,法院承受的各方面压力肯定很大;一律都判,的确与刑法理论相违背,同时还会引发犯罪数量激增等新的社会问题。所以,经过与市检察院、公安局研究,沈阳采取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就是对醉驾超标电动车原则上不认为是犯罪,而只惩处那些已经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较大经济损失不能赔偿,且负事故主要以上责任的人员,并且在量刑时以免刑为主。对于醉驾电动车没有造成实际损害或者只造成自身伤害和轻微财产损失的案件,不作为犯罪处理。
二是对内部道路是否界定为刑法意义上的道路。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的规定,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构成危险驾驶罪。道路交通安全法将道路定义为:“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但上述规定对道路的界定过于宽泛,引起较大争议的地方在于,封闭式管理的生活小区、工矿企业的内部道路是否属于醉驾案件中所谓的道路?通行的“社会车辆”是否包括在上述地点的出入口设卡拦截,且通行需要受访业主、单位同意,登记车辆号牌,或者缴纳一定的停车、通行费用的车辆?就沈阳市而言,5年来也出现过十余起发生在小区内的醉驾案件,有的认定为构成危险驾驶罪,有的则没有认定。课题组研究认为,对道路认定的关键在于对道路公共性的判断,公共性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对象的不特定性。无论单位对其管辖范围内的路段、停车场采取的管理方式是收费还是免费、车辆进出是否需要登记,只要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自由通行,就属于道路;如果仅允许与管辖单位、人员有业务往来、亲友关系等特定事由的来访者的车辆通行的,内部道路就不具有公共性特征,就不属于刑法意义上的道路,因而不应认定为危险驾驶罪,构成过失致人重伤(死亡)等罪的,以相关罪名定罪处罚。
三是关于缓刑适用标准问题。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被判处缓刑、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犯罪情节较轻、有悔罪表现、没有再犯危险、对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的,可以判处缓刑。危险驾驶罪最高刑为拘役,当然符合缓刑要求,且从理论上讲其缓刑率应该较高,至少应高于更加严重的交通肇事罪。但调查发现,近几年醉驾缓刑率最高的年份也仅为21%,低于全部刑事案件平均29%的非监禁刑比例,更低于交通肇事罪65.8%的缓刑率。究其原因,一方面与危险驾驶罪刑罚设置单一,量刑幅度较小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缺乏统一的缓刑适用标准关系密切。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二)》(试行),对醉驾量刑应考虑的情节进行了明确,包括醉酒程度、机动车类型、行车速度、实际损害等等。但上述规定还比较笼统,对醉驾犯罪可适用缓刑、免刑的条件、标准还不够明确,比如血液酒精的具体含量、行车速度、造成人身或者财产损失的程度、数量标准,既有从重情节又有从轻情节如何处理等等。如果没有明确的标准,不同地区、不同法院对量刑尺度的把握与量刑要素的考量就会存在较大差异。这种现象在沈阳市不同区(县)法院之间,甚至在同一法院内部都比较常见,严重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和严肃性。
课题组研究认为,醉驾案件除以下8种情形外,一般可以判处缓刑:血液酒精含量超过200mg/100ml的;造成他人轻伤或者3人轻微伤以上后果;造成公共财产或者他人财产直接损失,负事故全部或者主要责任,无力赔偿数额在5万元以上;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的;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醉酒驾驶的;醉酒驾驶校车、危险品运输车、中型以上货车、工程运输车,以及载有乘客的营运车和单位员工接送车的;具有严重超速驾驶,无驾驶汽车资格驾驶汽车,使用伪造或者变造的机动车牌证,明知是不符合安检标准或者已报废的汽车而驾驶等严重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行为的;在被查处时有逃跑、让人顶替、抗拒检查等行为且情节严重的,或者在诉讼期间拒不到案或逃跑的;5年内曾因酒后驾驶汽车受过行政处罚或者刑事追究,或者曾有其他交通肇事犯罪前科的;其他情节恶劣,应予从重处罚的情形。上述规定实际上将醉驾入刑打击的重点集中于那些在人车密集的主干道、高速公路上醉酒驾驶各类汽车,特别是校车、营运车、运输车的行为,严重醉酒或有其他严重超速超载等较大危险性的交通违法行为,以及因醉酒驾驶已经造成他人人身、财产较大损害等行为,这就为办案人员能否适用缓刑明确了量化标准,促进了法律适用的统一和均衡。
四是对一些特殊情形能否作出罪处理或者定罪免刑的问题。调查发现,基层法院审理中还时常遇到一些特殊的醉驾情形,涉及案件能否定性为醉驾以及能否免刑的问题。主要包括:抢救伤病员、隔时驾驶、自动停驶、挪动车位、短距离驾驶、仅造成自身损害、血液酒精含量刚过醉驾标准等等。上述情形中,抢救伤病员是行为人醉驾具有特殊的正当事由,对这种情形能否适用紧急避险的规定而不认为是犯罪,目前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如果经严格审查,醉驾行为人的确为抢救伤病员而情非得已,且未造成其他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等严重后果,不应以犯罪论处;隔时驾驶,反映出行为人对醉驾的危害性有一定认识,并采取了一定规避措施,但由于认识错误等原因,被告人在饮酒后数小时驾车血液酒精含量仍超过醉驾标准;自动停驶具有犯罪中止的性质,根据刑法第二十四条之规定,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仅造成自身损害,行为人自身可能会承担相当的医疗、修车等费用,如果再给予刑事处罚,似乎让人感觉法律不尽人情;挪动车位、短距离驾驶、血液酒精含量刚过醉驾标准,说明社会危害性较小。上述醉驾情形总体而言,都情节轻微或者显著轻微,对这些情形能否适用刑法总则第十三条的但书条款,即“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而不认定为犯罪,或者根据刑法第三十七条之规定,即“对于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可以免予刑事处罚”,还存在一定争议。由于目前对此类行为的性质没有明文规定,同时基于醉驾入刑初期的惯性思维或其他司法机关的压力,有的法院简单以血液酒精含量直接入罪判刑。笔者认为,本着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和缩小打击面、促进社会和谐的需要,对上述情形,如果没有其他特殊从重情节,公安机关可以不立案,检察院可以不起诉,法院可以不认定为犯罪或者定罪免刑。
(三)规范查处机制,促进醉驾案件治标与治本的有机结合
醉驾入刑后,理论界与实务界都预测随着公众对醉驾认识的提高,此类案件会越来越少,但沈阳近两年的情况却正好相反。醉驾案件的激增,与机动车数量的大幅增长有关,也与相关部门的查处方式和力度关系密切。调研发现,个别地区交警部门针对醉驾存在定点、定向执法的问题,比如专门针对大型KTV、酒吧、大排档、婚宴酒席等场所隐蔽、突击查处醉驾,这些部门不是事先在易发场所开展常态化的禁止醉驾的宣传教育和日常管理,而是进行蹲守,采取临时设卡拦截的方式来查处醉驾犯罪,这种钓鱼执法的方式颇值得商榷。另外,对一些情节显著轻微、罪与非罪争议较大的案件,有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也未经严格过滤,直接就按照刑事诉讼程序立案侦查、起诉。为此,笔者建议:一是协调有关部门不要定点、定向执法,将事后抓人的方式改变为事前提醒、宣传、警示,特别是在一些重点场所,把堵与疏有机结合起来。二是探索将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相衔接并加大行政处罚力度的试点工作,在确保充分发挥刑法预防功能、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的前提下,适当限缩醉驾入刑的范围,减少醉驾案件的数量,降低醉驾入刑对家庭、社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三是进一步提高办案队伍的专业技能。通过公检法三机关联合组训的形式,组织一线办案人员对醉驾相关司法解释、指导案例、经验做法集中进行学习培训,全面把握醉驾侦查、起诉、定罪、量刑等需要考量的各种情节和要素,严格证据标准,不断提高办理醉驾案件的质量效果;加强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学习理解,明晰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的范围,正确把握宽严对象与尺度,进一步统一醉驾案件办理的思路与方法。四是司法机关联合进行禁止酒驾的宣传教育,积极运用各种新兴媒体,增强宣传的影响力,营造全民遵守交通法规的良好环境,提升国民综合素质,从源头上遏制醉驾行为。
(四)加强制度设计,理顺羁押执行程序不畅的问题
调研发现,对醉驾行为人如何采取强制措施是司法机关困扰已久的问题。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的条件是行为人“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醉驾案件的主刑是拘役,因此不应直接适用逮捕措施,除非其违反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九条第三款,即“被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的嫌疑人、被告人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节严重的”。因此,案件移送到法院后,绝大部分被告人处于取保候审状态,办案机关对被告人人身强制性不够,法院需要承担被告人无法到庭接受审判及宣判后脱逃的风险,而部分看守所要求羁押人犯须出具逮捕手续。因此,实践中许多基层法院只能以程序违法为代价,在一审开庭前即对被告人作出逮捕决定并移交看守所羁押,随着被告人权利意识的觉醒,这种做法的风险不言而喻。为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认为应结合目前大力推广认罪认罚和速裁程序的有利时机,联合公安、检察机关着手建立醉驾案件快侦、快诉、快审、快执机制,明确公安监管、执行机关对醉驾犯罪被告人的监管职责和收押程序。判决生效后,法院可直接凭裁判文书和执行通知书交付看守所执行。
【注释】 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课题组
课题组主持人:朱晓光;主要成员:韩志彤、沈莹、彭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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