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因素不是工伤认定的要件

admin 法学与法律 2018-06-23 180 次浏览 , 1条评论

原告:王一涵(系死者王元忠之子)、戴红娣(系死者王元忠之母)。
被告: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以下简称市人社局)、常州市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市政府)。
第三人:江苏省常州公路运输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路运输公司)。
2016年3月11日,公路运输公司为其已死亡职工王元忠向市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同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劳动合同书、江苏省兴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王元忠死亡证明作为证据材料。工伤认定申请表显示,王元忠的工作岗位为驾驶员,公路运输公司与王元忠于2013年12月12日签订了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兴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认定:“2016年2月15日15时许,被告人曹爱国驾驶中型普通客车从泗阳县李口镇出发,载带十余名乘客去江阴,因交通拥堵,其在盐靖高速公路89KM+500米路段应急车道由北向南行驶,行使过程中因抢道与大客车副驾驶员王元忠发生口角,双方在高速公路上并排停车后,王元忠及驾驶员杨杰下车,至苏HG1745车前与被告人曹爱国发生争执、拉扯。经乘客规劝后,曹爱国上车。此时王元忠发现被告人曹爱国系无证从事旅客运输业务,遂拦在曹爱国车头前打电话报警。被告人曹爱国担心其非法营运被查处,急于离开现场。启动车辆后,王元忠在车前阻拦,杨杰拽住驾驶室门。车辆行驶中,王元忠移动至车辆左侧,并拽住后视镜,因后视镜断裂,王元忠摔倒在地,被车辆左后轮碾压致死。经兴化市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王元忠符合失血性休克死亡特征,鉴于死者王元忠的亲属王一涵、戴红娣与被告人曹爱国已达成刑事和解协议,判决被告人曹爱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
2016年3月11日,市人社局受理了工伤认定申请。市人社局经审查认为,双方驾驶员因超车发生矛盾,王元忠在发现对方车辆系非法营运后,打电话报警并欲阻止车辆离开现场,其行为不属于履行工作职责,故于2016年9月21日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认定王元忠受到的事故伤害,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不予认定为工伤。王一涵、戴红娣不服,向市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2016年12月19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维持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王一涵、戴红娣不服,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判决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
【审判】
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
一审认为:王元忠发现对方车辆涉嫌非法营运时报警,并试图阻止对方车辆驶离现场时被碾压致死,其死亡原因非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王元忠前述行为既非保障本车乘客安全,也非保护公司利益,其行为与工作职责无关,也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的情形。王元忠死亡系因其阻止对方车辆离开,与其工作职责无直接关联。
据此,常州市新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原告要求撤销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及行政复议决定,并判令市人社局重新作出认定工伤决定的诉讼请求。
原告王一涵、戴红娣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准予上诉人撤回上诉。
【评析】
本案相关事实被收录在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2016年8月23日《“路怒”的代价》节目中。随着汽车保有量的增加,“路怒”这一心理问题也受到国内法律界越来越多的关注。“路怒”这一概念最早来自国外心理学,是形容在交通堵塞情况下,开车压力与挫折所导致的愤怒情绪。“路怒”发作的人经常会口出威胁、动粗甚至损毁他人财物,也就是攻击性驾驶。
本案的焦点在于王元忠死亡是否属于工伤。对于王元忠的“路怒”,本案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王元忠死亡系其“路怒”性格导致,与工作原因无关。王元忠系“路怒”族,其与对方驾驶员曹爱国发生个人争执,在争执中发现曹爱国涉嫌无证从事旅游运输业务后,为发泄私愤打电话报警,曹爱国为逃离现场启动汽车时不慎将王元忠撞死,故王元忠死亡并非工作原因,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规定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情形。另一方面,原劳动和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对工伤保险条例有关条款释义的函》(劳社厅函[2006]497号)规定的“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应理解为“受到的暴力伤害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因果关系”,王元忠死亡系因其阻止对方车辆离开,王元忠该行为既非保障本车乘客安全,也非保护公司利益,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三)项“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的情形,其行为与工作职责无直接关联。
第二种观点认为,王元忠是否构成工伤,不应当简单用“路怒”来考量,应当综合事件前后情形来判断。王元忠是车辆副驾驶员,在车辆正常行驶过程中,因为曹爱国违规驾驶行为与曹爱国发生口角,后双车驾驶员并排停车,两车驾驶员发生争执、拉扯。显然,两车驾驶员发生争执、拉扯不是出于其他原因,其导火索正是之前的双方驾驶行为,而保证车辆驾驶的安全性正是王元忠的工作职责。不难想象,双方争执、拉扯的内容一定是驾驶行为,而不是其他原因。从双方停车到王元忠死亡,前后仅隔十余分钟,这么短时间内,除了驾驶行为,双方并没有因为其他原因发生冲突。从曹爱国违规驾驶到王元忠最后死亡,整个事件的进程都与驾驶员谨慎、安全驾驶这一工作职责有着必然、紧密以及直接的关联。同时,王元忠的报警行为客观上确系在检举揭发不法行为,如不认定为工伤则不符合正义。综上,王元忠死亡应认定为工伤。
笔者赞同第二种观点。因为第一种观点仅仅看到了王元忠“路怒”的标签,同时用这一标签与王元忠死亡划上因果关系,导致王元忠死亡是其咎由自取的结论。这既不符合王元忠死亡的客观事实,也是对“路怒”的过度解读,不够客观、真实、全面,所以认为市人社局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不当,王元忠死亡应当认定为工伤,主要有以下几个理由:
一是“路怒”不是导致王元忠死亡的直接原因。导致王元忠死亡的直接因素是曹爱国害怕被查处急于离开现场,对于拦在其车头前的王元忠的生命安全因为疏忽大意没有预见到危险或者已经预见到而轻信能够避免,这是导致王元忠死亡的直接原因。从曹爱国违规驾驶到王元忠死亡这段时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双方对骂、两车停车到双方争执、拉扯,与双方当事人的“路怒”情绪有着直接、必然的关联,第二阶段是从王元忠发现曹爱国涉嫌无证运输开始到王元忠死亡,从曹爱国最后被判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结果来看,曹爱国的“路
怒”情绪应该是不存在的,否则曹爱国依法应以故意杀人罪论处。王元忠的“路怒”情绪更不可能导致其死亡,因而,导致王元忠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是“怒路”。
二是“怒路”是一种心理情绪,不是工伤认定应当考虑的要件。“怒路”是人们在开车压力与挫折时所产生的愤怒情绪,仅仅是一种短期压力增大下的心理情绪。一方面,并非每个“路怒”都会导致危险事故,生活中“路怒”的人很常见,很多人通过按喇叭、咒骂等方式去发泄不满,但真正因为“路怒”就去从事危险行为的人少之又少。本案也是如此,双方停车争执、拉扯确实因为“路怒”,但王元忠发现曹爱国系无证驾驶之后拦在曹爱国车头前打电话报警,以及曹爱国出于害怕被查处发动汽车急于逃离现场,都与“路怒”情绪沾不上边。另一方面,“路怒”仅仅是情绪的一种,不是工伤认定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工伤保险条例》中认定工伤的关键因素是工作原因,而情绪随时随地伴随着人们,日常工作、生活、学习中,每个人或开心、或紧张、或兴奋、或悲伤,这些情绪因素不是工伤认定中考量的因素,但是相比于普通的愤怒情绪,由于“路怒”往往涉及公共公安,更容易引发法律事件,故需要对“路怒”人群加以关注和引导。因此,我们需要重视“路怒”心理,但没有必要妖魔化“路怒”,“路怒”也不是工伤认定需要考虑的因素。
三是工伤是无过错责任。在我国,工伤保险实行的是无过错赔偿原则。《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换句话说,只要符合在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因为工作受伤这三要素的伤亡事故,无论职业伤害责任属于用人单位、其他人还是劳动者自己,都可列入工伤保险范围。因而,主观因素不是工伤认定考虑的因素。
四是王元忠死亡起因是工作原因。纵观本起事件前后,事件起因是曹爱国行驶在应急车道内,因为抢道和行驶在正常车道内的车辆副驾驶员王元忠发生口角。王元忠案发时是副驾驶员,有保护车乘人员安全的责任,其发现曹爱国故意别车、影响全车人员安全情况下,与驾驶员杨杰停车找曹爱国理论,事件起因是属于履行工作职责。从事故现场来看,曹爱国驾驶车辆行驶在应急车道内,而王元忠所在车辆行驶在正常车道内,属于正常驾驶,是曹爱国而不是王元忠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从发生争执到王元忠死亡,前后仅仅十余分钟时间,王元忠之所以下车就是因为与曹爱国发生口头争执,王元忠作为副驾驶员与对方驾驶员曹爱国发生争执,目的就是确保旅客运输的安全。
五是王元忠死亡同时符合视同工伤。《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规定,职工在抢险救灾等维护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活动中受到伤害的,视同工伤。本案中,王元忠发现对方车辆驾驶员曹爱国涉嫌无证从事旅游运输业务,遂拦在该车前打电话报警。虽然王元忠从主观上讲是基于之前与曹爱国发生争执、出于泄私愤而报警,但是报警行为本身是针对曹爱国涉嫌无证从事旅游运输业务这一违法行为,曹爱国本次驾驶确实是无证从事旅游运输业务,因而王元忠的举报行为客观上是在维护公共利益、检举揭发违法行为。同时,根据兴化市法院刑事判决书,曹爱国在此事件之前曾因交通肇事罪被追究刑事责任。因而,不能因为王元忠与曹爱国之间曾发生过争执,就断定王元忠的报警行为是因为“怒路”,而忽视王元忠的报警行为客观上是在维护公共利益。
六是人社部门没有尽到必要的调查职责。行政机关作出影响相对人合法权利的行为,必须满足法律所确定的事实要件。一定事实要件是否存在,需要一系列证据加以证明。如果主要证据不足,就意味着该事实要件不存在或者该事实的性质不能确定,意味着该行政行为没有满足法律所设定的事实要件。本案中,市人社局认定王元忠死亡是基于兴化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中认定的曹爱国犯过失致人死亡罪的相关事实。该事实仅仅是认定曹爱国犯罪行为的事实,并没有对因何原因引起王元忠死亡以及王元忠死亡前的相关事实进行认定。换句话说,该判决书查明的是事发前后对方当事人曹爱国的所作所为,而不是王元忠的所作所为。市人社局没有尽到必要的调查核实义务,对同车驾驶员杨杰也没有进行调查,而是简单地调取法院生效刑事判决书,并以该判决书认定的事实作为基础,进而认定王元忠死亡之事实,市人社局显然没有尽到必要的调查职责。
注释=孙正才,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杨剑,江苏省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一条评论

  1. admin说道:

    这篇文章的分析内容写的很好。有理有据。上诉后又撤诉,值得琢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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